遵義會議與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

來源:遵義會議紀念館   發布日期:2018-01-3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次對黨的前途命運具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它的最大功績在於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為奪取長征勝利和開創中國革命的新局麵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是中國革命由挫折走向勝利的偉大轉折點。
  
  然而,人們在回顧和研究這段曆史時,往往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遵義會議及其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並沒有擔任黨內和軍內的最高領導職務,為什麽說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列寧指出:“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形成的。隻要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對當時的曆史背景,對黨和紅軍重大決策的形成過程、執行結果及曆史影響進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結論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遵義會議召開前,全黨全軍已基本形成共識:隻有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才能轉危為安,擺脫困境。這一認識,為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奠定了基礎。
  
  遵義會議是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長征並在繼續遭受損失、陷入絕境的危急關頭召開的。麵對慘重的失敗,紅軍廣大指戰員特別是黨和紅軍的高層領導不能不深刻反思:失敗的原因是什麽?黨和紅軍的出路在哪裏?誰能領導黨和紅軍走出困境、轉危為安?
  
  答案隻有一個,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
  
  從1927年中國共產黨開始獨立領導革命武裝鬥爭到遵義會議前,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經曆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迅速發展壯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麵臨生存危機的曲折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造性地開辟出一條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創建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為中國革命指明了勝利的方向。毛澤東等人還總結創立了一整套機動靈活的紅軍作戰原則。運用這些原則,紅軍以弱勝強,連續打破國民黨軍多次大規模“圍剿”,根據地和部隊不斷發展壯大。隻要有毛澤東的指揮,紅軍就能打勝仗,這成為廣大指戰員有目共睹的事實。李維漢回憶說:“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裏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麽大的中央蘇區,是他領導搞起來的。”這種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鬥爭實踐中形成的,是毛澤東最終能夠成為黨和紅軍領導核心的深厚基礎。
  
  然而,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占據了統治地位。教條主義者輕視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國經驗,把毛澤東等人從中國革命實踐中總結出來的規律性認識斥為“狹隘經驗論”,排斥毛澤東對中央蘇區黨和紅軍的領導,全盤否定毛澤東等總結的行之有效的紅軍作戰原則,最終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黨和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了籌劃戰略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實施的“三人團”,全權領導黨和紅軍。長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下,紅軍繼續處於被動挨打境地,出發時的8.6萬餘人渡過湘江後已銳減至3萬餘人。
  
  紅軍前四次反“圍剿”巨大勝利和第五次反“圍剿”嚴重失敗的鮮明對比,使廣大指戰員“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誌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執行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地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日益顯著,湘江戰役,到達了頂點”。紅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說:“指戰員們怨聲載道,有的罵娘,責怪中央領導不力。”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崗位上來,成為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共同呼聲。經過毛澤東因勢利導的說服,黨內一些曾經支持過“左”傾錯誤的領導人也從慘痛的教訓中醒悟過來,深感隻有糾正錯誤的軍事指揮,黨和紅軍才能擺脫被動。黨內高層認識上的漸趨統一,保證了遵義會議的成功召開。
  
  毛澤東此時雖然身處逆境,無權參與重大問題的決策,但他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轉被動局麵的戰略性建議。紅軍進入湘南後,毛澤東建議中央抓住各路國民黨“追剿”軍尚未靠攏的有利時機尋殲敵之一部,以擺脫被動。博古、李德卻置之不理。湘江戰役後,蔣介石在紅軍即將北上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途中,布下20萬大軍張網以待。在黨和紅軍又一次麵臨險境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力主紅軍西進貴州,到敵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尋求發展。經過通道會議和黎平會議的激烈爭論,在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大多數人支持下,毛澤東的主張最終被采納。這一重大戰略決定,不僅使黨和紅軍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沒危險,也打亂了國民黨軍的原有部署,為中央紅軍贏得了主動。但博古、李德仍不願意放棄原定計劃。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於1934年12月31日晚至次日淩晨在猴場召開會議,通過《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目前最中心的任務”,是“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發展”,再次肯定了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同時規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實質上是限製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從1932年寧都會議毛澤東被排斥出黨和紅軍領導崗位後,他的意見就很難對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產生影響了。但是,長征改變了這種狀況。通道會議開始討論毛澤東的意見,黎平會議以中央政治局決議的形式接受毛澤東的意見,猴場會議重申毛澤東的意見,並限製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這表明,在長征這樣一種沒有後方依托、完全在新區流動作戰並時刻麵對國民黨數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極其嚴峻的形勢下,隻會亦步亦趨照搬書本或國外經驗的教條主義者已經完全喪失領導中國革命衝破困境、轉危為安的能力。曆史要求中國共產黨重新選擇能夠適應嚴酷鬥爭和複雜形勢需要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作為黨和紅軍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始終站在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線,非常熟悉中國社會實際,深刻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不僅提出了一係列符合中國革命實際的正確主張,而且在鬥爭實踐中表現出高瞻遠矚的戰略遠見、深邃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這一切,決定了曆史的潮流必然要將他推向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正如聶榮臻所說,讓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已經提到中國革命的議事日程了!”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並在決議中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為紅軍製定的一係列正確戰略戰術;毛澤東不但進入黨的最高決策層,其核心領導地位也得到中央領導集體其他成員的一致認同。
  
  1935年1月7日,中央紅軍占領遵義。為了解決迫在眉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5—17日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候補委員有王稼祥、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著重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全麵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張聞天根據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前共同擬定的提綱,代表毛、王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係統批判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毛澤東隨後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具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和今後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正確方針。王稼祥緊接著發言,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陳雲等多數與會同誌都同意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意見。“周恩來在發言中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後行動。他的倡議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張聞天也認為,“在目前這種險惡的情況下,隻有毛澤東同誌出來領導紅軍,才可能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陳雲回憶說:“毛主席在會上講得很有道理,內容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那篇文章裏講到的那些。”“會上大家都發了言,一致擁護毛主席。”與會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支持充分表明,由毛澤東出來領導黨和紅軍,已是眾望所歸、大勢所趨。
  
  遵義會議決定:“(一)毛澤東同誌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誌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後,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誌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根據遵義會議的決定,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層進行了一係列調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川滇黔交界一個“雞鳴三省”的村子裏進行分工。在毛澤東的提議和堅持下,由張聞天(洛甫)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周恩來回憶說,“當時博古等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丝瓜视频看污片app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3月4日,中革軍委成立前敵司令部,朱德為總司令,毛澤東為政治委員。中旬,為適應作戰需要,又在貴州鴨溪、狗壩(今苟壩)一帶成立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又稱新“三人團”),全權負責軍事指揮。在當時作戰勝敗直接關係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嚴峻環境中,三人軍事小組是黨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上述一係列組織調整完成了遵義會議的決定。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批判和否定,很難想象毛澤東能夠進入黨和紅軍的領導核心。
  
  在調整組織的同時,中共中央於2月8日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決議深刻批判了“左”傾教條主義軍事錯誤,係統闡明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相應的戰略戰術,強調指出:“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丝瓜视频看污片app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麵對優勢敵軍的“圍剿”,“丝瓜视频污片app无限看破解版的戰略路線應該是決戰防禦(攻勢防禦),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在運動戰中,有把握的去消滅敵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個擊破敵人,以徹底粉碎敵人的‘圍剿’”。而“左”傾教條主義者,“卻以單純防禦路線(或專守防禦)代替了決戰防禦,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並以所謂‘短促突擊’的戰術原則來支持這種單純防禦的戰略路線”,這就不可避免地導致失敗。決議認為:在戰略轉移與突圍問題上,“左”傾領導者“同樣是犯了原則上的錯誤”。在內線作戰已經極少可能甚至完全沒有可能取勝的情況下,沒有適時轉變戰略方針,實行戰略退卻以保存有生力量,而是繼續與敵人拚消耗;在突圍行動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鬥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從而造成紅軍的重大損失。決議還對博古、李德取消軍委集體領導,發展懲辦主義、壓製不同意見等粗暴惡劣的作風作了嚴肅批評,明確指出,博古、李德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要負主要責任”。
  
  遵義會議決議中充分闡述並高度肯定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原則,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等在領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總結創立的以積極防禦為核心思想的一整套紅軍作戰原則。正是在這些原則指導下,中央紅軍連續打破了國民黨軍的四次“圍剿”;教條主義者否定和拋棄這些原則的直接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根據地的喪失。通過正確總結正反兩方麵的深刻經驗教訓,遵義會議把這些原則以黨的決議的形式肯定下來,實際上是把毛澤東的軍事主張作為黨的軍事路線加以確定。黨和紅軍在付出慘痛代價後作出的這一正確選擇,再一次深刻表明:要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向勝利,中國共產黨隻有依靠自己從鬥爭實踐中脫穎而出的領袖和探索總結的規律性認識。
  
  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曆史上生死攸關的重要轉折。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總結這段曆史時指出:遵義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曆史意義的轉變。”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也高度評價說:“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並且在這以後能夠戰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麵。這在黨的曆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黨的兩個決議對遵義會議的評價,不僅代表了全黨的共識,也完全符合曆史實際。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在黨和紅軍的重大決策中始終居於主導地位,其非凡的軍事指揮才能、正確的預見力和洞察力,對黨和紅軍擺脫危境、製定正確的方針政策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指揮紅軍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取得了戰略轉移的決定性勝利。遵義會議期間,國民黨調集40萬大軍,企圖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地區。而紅軍僅有3萬餘人,形勢比湘江之戰更為嚴峻。然而,在毛澤東指揮下,紅軍甩掉了“壇壇罐罐”,充分發揮徒步快速機動能力強的優勢,在赤水河兩岸往返機動,用“走”調動敵人,為“打”創造戰機;用“打”消滅敵人,為“走”創造條件,真正做到了打得贏、走得了,使戰爭結局發生了與湘江之戰截然不同的變化。通過高度的機動作戰,紅軍不僅在遵義地區殲滅和擊潰國民黨軍2個師又8個團,奪取了長征以後的第一個大勝利;而且長驅南下搶渡烏江,把幾十萬國民黨軍甩在黔北,使黨和紅軍脫離了危境。之後,又兵逼貴陽,調出滇軍;威逼昆明,誘出滇北之敵,從而順利渡過金沙江,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可以說,沒有遵義會議對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就沒有中國革命戰爭史上這場堪稱經典的精彩活劇!毛澤東在四渡赤水戰役中的高超軍事指揮藝術,不僅使他贏得了“用兵如神”的美譽,也留下了他軍事指揮生涯中的“得意之筆”。紅軍指戰員從遵義會議前“處處受製於敵”、“走也走不動,打也打不好”,到遵義會議後“走的利索,打的痛快”的變化中,深刻認識到“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是我軍克敵製勝的法寶”。大家一致認為:“還是毛主席來領導好,他一指揮,就打勝仗。”指揮者主觀指導的正確與否是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之一。毛澤東出神入化的軍事指揮藝術,是紅軍能夠化被動為主動、奪取戰略轉移最後勝利的重要保證。
  
  以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堅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懋功會師後,張國燾依仗自己兵多槍多,一再向黨伸手要權。為團結紅四方麵軍共同北上,中央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任命他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在此過程中,毛澤東堅持不把黨的負責人的位置讓給張國燾,(《張聞天傳》,第240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以保證黨和紅軍的領導權不被有個人野心的人所控製。同時,當有的同誌提出與張國燾進行公開鬥爭時,毛澤東表示鬥爭是需要的,但目前還不適宜,目前應采取教育的方式。當張國燾拒不執行中央方針、企圖以武力脅迫中央南下時,毛澤東處變不驚,與張聞天、周恩來等果斷率領紅一方麵軍主力先行北上,脫離險境。俄界會議上,毛澤東在堅持北上方針的同時,表示對張國燾仍應盡可能地開展團結爭取工作。俄界會議因此決定,暫不公開中央《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的決定》,以最大限度地對其進行教育挽救。張國燾卻變本加厲,於1935年10月5日非法成立第二“中央”,公開宣布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周恩來,並狂妄要求中共中央“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隻能稱北方局。鑒於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6年1月22日通過《關於張國燾同誌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嚴肅批評這一嚴重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錯誤行為,責令其立刻取消非法“中央”,並向全黨公布了俄界會議決議。同時,毛澤東仍以最大的耐心對張國燾進行勸導,表示“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通過多方麵努力,張國燾被迫表示接受瓦窯堡會議的決議,並於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7月,率紅四方麵軍與紅二方麵軍共同北上。在這場鬥爭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采取了正確的黨內鬥爭方式,在維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的同時,最大限度地進行了團結爭取工作,從而保證了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最終實現。
  
  正確製定北上抗日戰略方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為奪取長征的勝利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礎。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麵軍在懋功會師後,中共中央在兩河口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紅軍統一行動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根據華北事變後國內形勢的發展在會上提出,黨對時局應有表示,應發表文件。要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放棄華北,這最能動員群眾。兩河口會議確定了黨的北上抗日戰略方針,張國燾卻拒不執行,堅持南下,分裂黨和紅軍。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堅定表示,中央應繼續堅持北上方針,並率紅一方麵軍主力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六盤山,勝利到達陝北。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黨的軍事戰略和策略路線。毛澤東在會上明確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主張,駁斥了“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左”傾關門主義論調,並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中,精辟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和建立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提出黨的軍事戰略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以山西、綏遠為主要行動方向。這些意見得到張聞天等與會大多數人的讚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正確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在抗日救亡成為全民族最緊迫任務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提出北上抗日方針並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順應了時代和人民的要求,使紅軍得到最廣泛的群眾支持,為奪取長征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基礎。
  
  適時將“抗日反蔣”方針調整為“逼蔣抗日”方針,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鋪平了道路。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毛澤東與朱德代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抗日救國宣言》,提出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在全國民眾中產生了極大影響。之後,又代表黨和紅軍多次重申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1936年4月9日,毛澤東與彭德懷致電張聞天指出:“目前不應發布討蔣令,而應發布告人民書與通電。”“在此時機發討蔣令,策略上把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中心口號是停止內戰”。5月5日,毛澤東又與朱德聯名向全國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表達了敦促蔣介石抗日的意願。6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兩廣事變及形勢發展的會議上,毛澤東指出,丝瓜视频看污片app的口號,丝瓜视频看污片app的重心是抗日,請蔣出兵,以掃除抗日阻礙(同上,第551頁),並與朱德聯名發表宣言,號召盡快成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盡快形成,中共中央於7月底決定,由毛澤東負責對東北軍和整個統戰工作的領導。8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明確提出,要以南京政府作為談判對象,“丝瓜视频看污片app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並且指出:“‘抗日必須反蔣’,現在不適合。”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全黨實行“逼蔣抗日”的方針。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正式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指示》。“逼蔣抗日”方針的製定,對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毛澤東正確的戰略判斷發揮了關鍵作用。毛澤東還主持製定了與蔣介石政府和張學良的東北軍進行談判的具體方針政策,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挽救民族危機付出了極大努力。
  
  采取一係列重要舉措,鞏固擴大西北大本營。紅一方麵軍主力到達陝北後,陝甘蘇區麵臨的形勢十分嚴峻。外部國民黨軍的重兵“圍剿”和內部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嚴重影響蘇區形勢的穩定。為鞏固和發展蘇區,毛澤東采取了一係列重要舉措。
  
  當時,國民黨軍調集5個師3萬餘人的兵力,企圖乘紅軍立足未穩加以殲滅。毛澤東和彭德懷抓住戰役樞紐,正確選擇戰場,指揮紅軍集中兵力打殲滅戰,在直羅鎮一舉殲敵1個師又1個團,打破了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緩和了蘇區的外部形勢,為黨中央把中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奠基禮。
  
  為解決肅反擴大化問題,毛澤東明確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原則。他說“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剛剛到陝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許多革命道理,陝北紅軍的戰鬥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誌是黨的好幹部”,要求陝甘晉省委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毛澤東還派出以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王首道為首的工作組,調查糾正肅反中的錯誤,並叮囑王首道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丝瓜视频污片app无限看破解版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誌,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劉誌丹等一大批被錯抓的同誌因此而得以釋放。當聽說紅十五軍團中還有300多名鄂豫皖時期的“反革命嫌疑犯”沒有做結論時,毛澤東指出,這些同誌跟著黨一路長征過來,吃了那麽多苦,為什麽還當作反革命呢?他指示軍團長徐海東立即給他們摘帽平反,是黨員的恢複黨籍,是團員的恢複團籍,是幹部的重新分配工作,並要徐海東親自做解釋安慰工作。徐海東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為這批蒙受冤屈的同誌平了反,使這批同誌極為感動。徐海東回憶說:“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實事求是的。那些同誌如果不是毛澤東,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此外,毛澤東還就正確製定蘇區土地政策、富農政策提出重要意見,對穩定人心、鞏固蘇區產生了重要影響。
  
  為鞏固擴大西北大本營,毛澤東提出“以發展求鞏固”的正確方針,指揮紅軍於1936年2月底發起東征戰役。在逼退國民黨晉綏軍、鞏固陝甘蘇區的同時,把經營山西作為對日作戰的重要步驟,要求東征紅軍“以華北五省為作戰範圍,第一階段以在山西創造對日作戰根據地為基本方針”。紅軍在山西20餘縣廣泛宣傳和發動群眾,擴大了黨和紅軍的影響,為後來山西抗戰局麵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之後,毛澤東、彭德懷又指揮紅軍進行了西征戰役,把蘇區擴大到陝甘寧三省邊界地區,使西北大本營進一步鞏固擴大,為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總之,遵義會議後,在毛澤東主導下製定和實施的一係列重大戰略舉措,不僅保證了紅軍長征的勝利,也為中國革命奠定了走向勝利的重要基礎。
  
  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堅持一切從實際鬥爭需要出發和實行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是毛澤東雖無最高領導職務之名卻能在實際鬥爭中發揮核心作用的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是黨和紅軍在長征途中,麵臨國民黨軍重兵圍堵的情況下召開的。這種特殊的曆史環境,決定了解決軍事指揮問題,使黨和紅軍擺脫被動、轉危為安是當務之急,來不及從思想上、政治上清算教條主義錯誤。遵義會議否定了“左”傾錯誤軍事指導,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總結創造的戰略戰術原則,這就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軍事思想、軍事戰略和作戰方針在紅軍中的指導地位。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比職務上的安排更為重要。正是在這個前提下,黨和紅軍的領導權才由教條主義者手中轉移到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手中。在取消博古、李德對黨和紅軍的領導指揮後,盡管當時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毛澤東卻說服了大家,堅持由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責。因為這樣既有利於團結一些思想認識還沒有完全轉變的同誌,也有利於與共產國際的溝通聯係。雖然毛澤東沒有最高領導職務的名義,但並不影響他在黨和紅軍一係列重大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不妨礙黨內其他同誌對他的領導地位的認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陳雲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紅軍長征情況時就說,在遵義會議上,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誌擔任領導”。張聞天也認為,“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從丝瓜视频污片app无限看破解版黨的曆史看,李立三、王明當時都沒有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但由於他們的錯誤路線在全黨得到貫徹,因而成為兩次“左”傾錯誤的代表人物。鄧小平也沒有擔任過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誰也不會否認他是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毛澤東在沒有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情況下,能夠在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發揮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領導才能,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黨內民主作保證。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是一個民主團結的領導集體。張聞天、王稼祥等人在實踐中重新認識毛澤東後,十分尊重毛澤東的意見,隻要毛澤東的意見有道理,即使中央已經形成決定,也能及時吸收采納並調整原有決定。關於放棄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出的。這既反映了毛澤東在黨內非同尋常的影響力,更體現了張聞天、王稼祥等人以黨和革命事業大局為重的寬廣胸襟。張聞天的民主作風曾得到毛澤東高度肯定,幽默地稱他為“明君”。充分的黨內民主,保證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能夠在黨和紅軍的決策中發揮主導作用。因此,肯定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絲毫無損於張聞天等其他同誌的偉大。鄧小平回憶這段曆史時曾說: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都是毛澤東出主意,其他同誌同意的。盡管名義上毛澤東沒有當什麽總書記或軍委主席,但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他們這些同誌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隻要毛澤東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行。這是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領導地位的最好說明,也是對黨的其他領導同誌的高風亮節的充分肯定。
  
  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遵義會議前後這段曆史,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深刻認識到,黨的堅強領導核心和正確指導理論,是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首要條件。今天,丝瓜视频看污片下载安卓版正在進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創舉。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緊密結合,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科學發展觀在繼承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一步回答了什麽是發展、為什麽發展、怎樣發展的重大問題,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軍事建設全麵發展的指導方針。丝瓜视频看污片app要堅決維護黨的領導和中央權威,牢固樹立和全麵落實科學發展觀,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努力奮鬥。
  
  (作者係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執筆趙一平,陳力,原載《人民日報》2006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