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的朱德

嶽中豪

來源:遵義會議紀念館   發布日期:2017-09-12

因第五次反“圍剿”失利而采取的戰略轉移——長征,在中共黨史和中國近代革命史上處於承上啟下的重要位置。在曆時兩年(1934年10月——1936年10月)的長征中, 中國共產黨突破了國民黨的封鎖,保存了革命力量,糾正了以博古、李德為代表的“左”傾軍事路線錯誤,繼而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集體,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改正了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維護了黨的高度統一。這一時期,中共堅持宣傳抗日並派遣抗日先遣隊北上,增強了中華民族的抗日力量。
  
  在這由挫折走向勝利的轉折中,作為中共高層領導人的朱德,親曆了長征的完整過程。從領導一方麵軍突圍轉移,到一、四方麵軍懋功會師,再到二、四方麵軍甘孜會師,最後在會寧實現三大主力的會師,朱德始終指揮並鼓舞著全軍將士奮勇向前,對於長征的勝利做出了不凡貢獻。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朱德在長征中的作用評價道:“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戰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傑出領導相比。”本文就擬對朱德在長征期間的主要貢獻概而述之。
  
  一、總攬全局,居中調度
  長征中的首要任務就是突破國民黨的封鎖線,另謀根據地以求發展,因而軍團之間的協同作戰就顯得尤為重要。而作為紅軍總司令和中革軍委主席的朱德,在軍團戰略部署和協調突破方麵審時度勢,有序調度,促成了紅軍突圍和進軍的勝利。
  
  1934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與紅軍總部開始從瑞金轉移,人數達八萬六千餘人。13日,朱德對各軍團進行了任務安排,指令紅五軍團“立即進行興國城市區及其以北的堅壁清野工作,並加緊發動群眾的遊擊戰爭”,同時要求中央軍區積極開展遊擊戰爭,掩護主力紅軍轉移。15日,他致電紅七軍團,命令他們立即派數小組便衣偵察隊,分途聯絡失聯部隊,並對部隊進行整理和補充。此後,他又多次致電各軍團首長進行反“圍剿”的戰略安排,要求他們集結紅軍主力,選擇敵人弱點,不失時機在運動中各個擊破之。對於軍事的整體安排、各軍團的失誤,朱德等人也進行了統籌兼顧。在突破國民黨第二次封鎖線時,擔任掩護任務的林彪不顧大局,私自改變行軍路線,使紅軍總部直麵國民黨軍隊的威脅,朱德致電林彪勒令其占領沿線製高點,這才保證了紅軍左翼的安全。11月10日,他致電林彪、聶榮臻、羅炳輝、蔡樹藩,批評一、九軍團行動的無計劃和執行命令的遲緩,“使迅速通過敵人封鎖線成問題”。在發給彭德懷和楊尚昆的電報中。他表示“因一、九軍團不得已情況下轉經延壽西進,以致使通過封鎖線的時間延長數日”,因此不得不重新進行軍事部署。他認為三軍團的任務是“保證野戰軍全部通過封鎖線”,故“三軍團主要的力量應在宜章方向,必要則將炮兵及四師之一部使用在宜章方向”,並要求三軍團應在政治工作上及部隊指揮上幫助八軍團。正因為朱德等人的協調部署,靈活指揮使各軍團任務明晰,11月15日紅三軍團第六師迅速占領宜章城,至此,中央紅軍順利突破了國民黨軍的第三道封鎖線。
  
  
  長征期間,朱德還擁護了正確軍事主張,消除了黨內錯誤路線的指導。朱德對於博、李等人的“左”傾錯誤早就有清晰的認識,並提出過質疑和規勸。1933年11月中旬,博、李二人從瑞金趕到作戰前線,朱德向他德介紹紅軍作戰的傳統特別是第四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經驗,指出第五次反“圍剿”不能打陣地戰死守,不能處處設防,但李德不以為然。此後朱德又多次致電彭德懷、林彪等各軍團首長,要求他們避免與國民黨的優勢兵力作戰,充分發揮紅軍遊擊戰的優勢,並多次撰文重申紅軍對敵運動戰、速決戰、各個擊破的優勢。但在“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下,中央要求方麵軍首長對“一切命令必須服從”,軍事行動“決須根據軍委意圖”,這致使紅軍的努力多是苦幹無果,丟城棄地。
  
  長征之初,中央紅軍處於“左”傾軍事路線的指導之下,但在轉移過程中,博古、李德等人轉而采取了驚慌失措的“避戰主義”。紅軍的主動轉移變成了被動逃跑。作戰部隊因承擔的多是搬家式的行動和掩護任務,難以放手作戰,這就使得艱難的突圍戰役更加雪上加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會上,毛澤東從國民黨重兵阻攔紅軍北上,難以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實際情況出發,建議改向西進,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朱德首先表示同意這一意見。接著周恩來、王稼祥、張聞天等多數人也表示了讚成,朱德還在會上提議將劉伯承從五軍團調回軍委並恢複其軍委總參謀長職務。以便增強中央紅軍的指揮力量,並得到與會者的讚同。但由於李德等人仍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會議沒有達成實行戰略轉兵的一致意見,最終決定在行軍路線上作出適當調整,先西進貴州,爾後沿黎平、錦屏北上,去會合紅二、六軍團。博、李固執程度可見一斑,這也正顯示出朱德對錯誤路線首先發難的彌足珍貴。在其後貴州的黎平會議和烏江南岸的猴場會議上,博古、李德仍然堅持要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決定紅軍何處去留的這一重大問題上,朱德都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義會議上,朱德繼王稼祥、張聞天之後發言,表示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提出改變錯誤領導,認為“如果再繼續這樣錯誤的領導,丝瓜视频看污片app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6],此次會議最終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參與軍事決策。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渡過金沙江後的行動方針。會上,朱德對林彪反對機動作戰、埋怨盡走“弓背路”給予嚴肅批評,並在發言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讚成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指出在危急情況下,由於采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才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會議要求維護遵義會議確立的政治領導和軍事領導,克服右傾情緒,並決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麵軍會合。因朱德軍事能力強,又常年處於反“圍剿“作戰一線,因而他的發言更具有影響和說服力。他以紅軍總司令和中革軍委主席身份,旗幟鮮明地反對錯誤領導、支持毛澤東,這對於確立和維護正確的軍事路線功不可沒。
  
  二、抵製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維護黨的團結統一
  長征期間,朱德對於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堅決抵製,對於黨的團結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總的來說就是張馳有度,原則性和策略性並舉,把黨的團結放在第一位。
  
  朱德在抵製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上的貢獻,首先表現在於他的原則性態度。1935年9月15日,張國燾自行組織會議,批評黨中央率紅一軍、紅三軍北上是分裂逃跑,還對支持中央北上方針的朱德、劉伯承進行圍攻。朱德、劉伯承同張國燾的錯誤作了堅決鬥爭。朱德在會上一再表示:“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北上決議,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是舉過手的。我不反對北上,我是擁護北上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10月15日,張國燾故伎重演,再次擅自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攻擊黨中央的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要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辦法,成立以他為首的“臨時中央”。朱德表示不能反對中央,要接受中央領導,並勸導大家在如此關鍵時期要團結一致。12月5日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彭德懷、毛澤東等,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並和你們發生關係”,“你們應以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對此,朱德再次表態,堅決反對張國燾另立“中央”,一再規勸,要求張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朱德以自身的威望和行動,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起到了有力的製約作用。
  
  其次,是朱德在此問題上的策略決擇,對於左路軍中不滿張國燾提出要單獨北上的將士,朱德反複耐心地教育他們一定要堅持真理,堅持鬥爭,堅決擁護黨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線,但要掌握正確的鬥爭策略,要顧全大局,維護紅軍的團結,隻有加強全體紅軍的團結,才能克服一切困難,爭取革命事業的勝利。
  
  1936年1月20日,張國燾一再致電陝北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堅持分裂的立場,要在陝北的中共中央“自動取消中央名義”,交稱“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確指出“張國燾同誌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責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1月23日,朱德就張國燾一事致電張聞天,表示現值革命新的高漲,黨內急需謀統一,為避免對外不一致,“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這是一、四方麵軍分離後,朱德單獨給中共中央發的第二封電報,是代表四方麵軍主張在張國燾放棄自立“中央”的同時,“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的意見提出的具有過渡性的策略。其後,陝北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完全讚同,張國燾看到了台階下,也表示同意。
  
  朱德基於黨的最高利益出發,因勢利導,使激化的矛盾逐步緩解,其後張國燾又取消了他的“第二中央”,這最大限度的保持了黨的團結穩定。此後張國燾在北上會合中央紅軍的途中多次動搖,朱德一方麵堅決反對,一方麵不露聲色采取行動,他將紅二方麵軍的任弼時安排隨紅四方麵軍行動,目的是加強製約張國燾的力量,同時安排劉伯承隨紅二方麵軍行動,也是為了從外麵對張國燾起製約作用。
  
  三、朱德是紅軍戰士的精神力量
  紅軍萬裏長征的對手,不隻是國民黨軍隊,也不僅為黨內的左右傾錯誤主義,還有行軍途中惡劣的自然環境,需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這就要求紅軍有百折不撓的意誌,而朱德就以自己的強烈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起到了艱苦卓絕的表率作用,鼓舞著全軍樂觀、勇敢前行。正如埃德加·斯諾的妻子尼姆斯曾在《續西行漫記》中對朱德的描述一樣:“毛澤東是紅軍中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則代表火熱的戰鬥意誌,使紅軍戰鬥不息。”
  
  1935年1月28日晨,紅三、五軍團向土城東北青杠坡向敵郭勳祺部發起猛攻,激戰多時無果,紅五軍團陣地被敵攻破,敵軍後援不斷湧來,紅軍背水作戰,形勢危急,朱德和劉伯承趕到前沿陣地作戰。由於敵後續部隊又不斷增援,中央政治局主要領導人決定迅速撤出土城戰鬥,渡赤水河西進。朱德、劉伯承仍留前線指揮阻擊,掩護全軍渡河。第二天,朱德依舊在擔任掩護任務的紅四團陣地指揮作戰,直到全軍過河後才撤離。1935年3月,南渡烏江時,陳賡、宋任窮率幹部團守護浮橋協助主力過江,在未等到執行誘敵任務的紅九軍團到達的情況下將浮橋拆除。朱德、周恩來、劉伯承聽說拆了浮橋,十分焦急,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朱德很惱火並質問,為什麽下這樣的命令?他指示幹部團馬上返回江邊,重新架橋,浮橋架好後,交給九軍團,架橋後務必堅持到形勢允許的最後一刻,但奉命在烏江北岸偽裝主力誘敵北進的紅九軍團,一度失去同中央軍委的聯係,未能趕來渡江。宋任窮後來回憶說:“我從來沒有見過總司令發脾氣,這次發怒是我見到的唯一的一次”。朱德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廣大指戰員樹立了楷模。
  
  作戰之外,他也時常向官兵們傳播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鼓勵大家振作起來,迎接勝利。1935年2月11日,朱德在紅一軍團一部指戰員的講話中,將長征的艱辛比擬為宋朝陸遊詩中所描述的“山重水複疑無路,”認為黨領導的紅軍沒有戰勝不了困難。他慷慨激昂道:“現在全軍還有二萬多人,比井岡山時多十倍,還怕什麽?我這個人從來是樂觀的,堅信代表剝削階級的蔣介石軍隊一定會被代表勞苦大眾利益的工農紅軍所消滅。現在是過了大年又立春,是‘柳暗花明又一春’的好時光,我把‘村’字改為‘春’字,表示紅軍有新的生機,因為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同誌又到紅軍指揮戰鬥了,下一仗一定能夠打贏的!”作為中共中央重要領導人和紅軍總司令,朱德將堅定樂觀、敢於勝利的長征精神時刻傳遞給紅軍將士,為紅軍長征的勝利給予了精神力量。而在長征中,朱德更為關心紅軍戰士的日常生活,關於朱總司令帶頭挖野菜給戰士充饑,將馬和擔架給傷員用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訪問陝甘寧邊區的美國記者斯諾在論及紅軍長征過程中,朱德部下的軍隊能夠保持萬眾一心的原因歸為其獨有的“個人魅力”和“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用這樣的結論來評價朱德,可以說恰如其分。長征,是中國共產黨曆史進程中的重要節點,不僅在中共革命道路上具有戰略地位,更是顯現了紅軍戰士的精神底蘊——對黨和人民的信仰與忠誠。作為中共的重要領導人和紅軍總司令,朱德親曆了了這段兩萬五千裏的征程,並領導了紅軍的軍事轉移,擁護了黨的正確路線,鼓舞了紅軍的革命精神,對長征的最終勝利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曆史與社會發展學院碩士研究生,原載《星火燎原》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特稿,第8期)